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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对法国大革命及卢梭式民主样板有精要论述。他认为法国大革命及卢梭式民主样板背后蕴藏着两个难题问题:其一,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是什么,即人民主权的问题;其二,人民如何实现自己的主权,即众多的民众如何达成政治一致性表达人民公意。前者是一个政治正当性问题,后者是一个政治制度化问题。两者共同构成一个政治正当性与政治制度化的背驰问题,凸显整个现代政治的困局。关于这个困局,卢梭本人也试图以公意和众意的区别阐释加以解决,其特别强调人民主权原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多数原则,即众意的问题。众意在此并不见得值得尊重。相反,这个公意是在众人里把他们认同的整体的利益与愿望有效聚集起来,所以他能够反映所有政治共同体的成员们的共同意志和一致愿望。因此,公意而不是众意,构成了政治正当性与政治合法性的依据。就众意与公意的关系来讲,多数的公民自主而随意表达的政治愿望,其相加形成的多数决议,并不能够成为他们的整体意志和愿望,公意具有超越多数人的正当性。此时公意由谁来表达,如果卢梭设计了保护多数公民合理表达政治意志的机制,这个问题似乎就好解决了。但是卢梭本人对代议制民主制持怀疑态度。其强调,正因为公意非常重要,所以直接民主制这种可促使公民充分表达其意志与愿望的政治形式是很关键的。其宁愿将问题悬置在具有道德正当性层面上,也不愿意将之下落到制度的有效性层面来处理。其天才地看到了公意与众意之间的矛盾,但其不愿意去设计或者不屑去设计一个权力有效分割并相互制衡的民主政治体制。这样,卢梭难题显现出复杂的内涵,卢梭对现代政治发展的影响也开始分流。一方面,从卢梭的人民主权出发,来建构一种权力分割与制衡结构,并以多数决的选举制度的布局来产生政务官员,而不滞留在一种抽象的民主原则上,以这种原则来实现人民的根本意志和根本愿望,这就导向了现代民主制。这是一种代议制民主制的近路。当人们认为公民没有办法以人数多少来简单地表达人民的根本意志和根本愿望时,那么怎样有一个代表权力,使得代表们既能够受制于人民的根本意志和愿望,又能够在执行权力中满足政治共同体的人民的利益所求和发展空间这个问题就浮出台面。可以说仅仅把卢梭解释为极权主义政治学的创始人是不对的,但另一方面,确实也导致了最低限度,可以说启发了另外一个走向。这种走向就是,当某一个声称可以直接幻化作为人民代表的人,其并不经过一个粗鄙的制度博弈过程和肮脏的选举过程,就被认为可以代表人民的时候,人民就隐退到幕后了。